第三节 佛教与仁道

佛教传入中国之时，中国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。故以儒家的思想来理解、阐述佛教的宗旨，乃至改变印度佛家的面目以适应华夏文明的需要是必然的。在这方面，最早的例子是汉译《四十二章经》，它把“孝道”亦列为佛陀的教训。而“孝道”和业报缘起之说和人生苦谛是很难相容的。这显然是佛教徒为了在中土传播佛教而向儒家妥协的结果。但真正把大乘佛教的教义和孔孟的“仁学”融合在一起的，是三国时代的高僧康僧会。这集中体现在他所编译的《六度集经》中。

大乘佛教的持戒、布施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和般若六度均属于“菩萨行”，其中心思想是悲悯众生，救世度人，度尽众生而后度己。如《道行般若经·贡高品》中菩萨《大誓》所说：“我当作十方桥，令悉蹈我上度去。”这一思想从气功学来看是很有道理的。因为，按照天人整体观，“我”（人我）和众生都是天人整体的组成部分，是“依正不二”的。“诸法无我”在另一种意义上就是要融“我”于众生之中，融“我”于天人整体之中，佛陀倡言“无我”，追求“我”的解脱，意在众生皆“无我”，人人追求“自我”的解脱，那么，众生与“我”皆得以度，这里并无“利己”的意思；而大乘佛教认为，众生大都为无明所惑，难以自度，必须赖“觉者”去“度”，而“觉者”也只有度尽众生，才能和众生一起真正到达彼岸，故度人即度己，在救世中救己。从方法论上来看，这和马克思所说的“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，才能最后解放自己”的思想是一致的；和儒家的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思想也是相通的。而众生之所以可度，按大乘佛学来说，是因为真如（本体）佛性存在于众生之中；而从儒家来看，是因为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这表现为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”，表现为“不忍人之心”。所以，大乘佛教的菩萨行，和儒家的忠恕仁道，是有其内在联系的。当然，对于人生本身的看法二者是对立的。佛家的菩萨心肠出发点是“苦谛”，人生皆苦，因而从对于人生、对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态度，本质上来讲是消极的；而儒家对人生、人类社会实践的态度、本质上是积极的。但这种对立，又是统一的，是相反而相成的。基于此，康僧会把大乘佛教的“六度”和儒家的仁道结合起来，用儒家学说阐述、改造佛教的教义，同时，借佛教的流行以推行儒家的思想，俾适应中国当时社会的需要。

在《六度集经》里，康僧会把“布施波罗蜜多”称为“布施度无极”，而把其内涵概括为：“慈育人物，悲悯群邪”，“润弘四海，布施众生”。且对于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，比如对于国君来说，“布施”的主要内涵是“德”，而不是财宝，他说：“君贫德，民穷矣；君富德，民家足。”而对于一般人来说，“布施”的首务是“慰孝悌，养孤独”，认为“布施一切圣贤，又不知孝事其亲”。这显然是儒家的思想。与此类似，他解释“忍辱度无极”为：“吾宁就汤火之酷，菹醢之患，终不恚毒加于众生也。”故“宁为天仁贱，不为豺狼贵！”“宁为有道之畜，不为无道民矣！”而“忍”者“仁”也，正是孔子仁学思想的要素之一。对于《精进度无极》，他的解释是：“忧悯众生，长夜沸海，洄流轮转，毒加无救，菩萨忧之，忧至孝之丧亲矣。若夫济众生之路，前有汤火之难，刃毒之害，投躬危命，喜济众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