Ⅱ 儒学的宗教化

为了适应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，从西汉董仲舒开始，对先秦儒家学说进行了全面的改造，使之神秘化、宗教化。这里，最为关键的是把先秦儒家的“天人整体观”改造为目的论的“天人感应说”。董仲舒说：“天者，百神之君也，王者之所最尊也。”（《春秋繁露·郊义》）自然的天被人格化为有意志的“百神之君”的天了，而天地万物都是按“天意”、“天志”而生成的，故曰：“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，莫贵于人。”而“天地之生万物也”，目的在于“以养人”（《人天副数》）。这样，本来是宇宙万物中平等一员的“人”，根据“天”的意志，成了宇宙万物的“中心”了。既然天地万物是分等级的，人为至贵，那么，人分等级，王者至尊，也是“天”的意志的体现。故“人为万物之灵”是宾，“君权神（天）授”才是“天人感应论”的主旨之所在。实际上，对于“天”的神化和膜拜，只不过是夏、商、西周时代对于“天帝”和祖宗神的迷信、崇拜的继续。随着“天人整体观”蜕化为以“君权神授”为其中心的目的论的“天人感应论”，以“天人整体观”为基础、以“礼”、“乐”为径路的先秦儒家的修身之道，也失去了他的活的本质而成为徒具躯壳的僵尸，礼乐也沦为一种宗教仪式。如前所述，自然的人格化是一切宗教的共性，故“天”的神化，和以“天人感应论”取代“天人整体观”，是作为一个学派的先秦儒家思想异化而沦为宗教儒学（神学）的标志。这也是先秦儒家和后世儒家的根本不同之处。

两汉宗教儒学的另一特色：“谶记”和“纬书”的流行。“谶”是“诡为隐语，预决吉凶”，和两汉的神仙方术一起流行，又称“符命”；而“纬书”则是用宗教神学的观点对儒家经典如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等进行解释，假托神意，穿凿附会，把经学神学化。由东汉章帝主持并由班固整理编写的《白虎通德论》，是两汉宗教儒学的集大成者。它不仅将“谶记”和“纬书”融入儒家经典之中，在经学神学化的同时，使神学经学化，而且以君权和神权（君权神授）为核心，把先秦儒家的学说绝对化、封建化。比如，作为封建伦理规范的最高准则的“三纲”之说，即所谓“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”，并不见于先秦儒家经典，而是由《白虎通德论》明确提出的。

总之，儒学的宗教化、神学化始于董仲舒，而成于《白虎通德论》。不同于佛教、道教，作为一种宗教的儒学（两汉儒学）完全是为封建君权服务的，是君权和神权两位一体的奴婢。在宗教儒学里，修身蜕化为宗教礼拜，蜕化为登龙术，完全失去了它的本旨。从气功学的观点来看，把“天人整体观”和宗教儒学的目的论的“天人感应论”区别开来，是极其必要的，这实质上就是要把科学（气功科学）和迷信（封建迷信）区分开来。这正是我们讨论这一段历史的目的。